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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浮花浪蕊镇长有 才开还落瘴雾中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9/0830/1336040.html
 

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发生、发展史,以及当代西方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用基督教——Christentum一词来替代宗教——Religion这个词,更充分说明了它的正当性和充分性
 
(接上文)
 
http://www.epochtimes.com/gb/19/8/28/n11483259.htm
 
六、结语:回顾与展望
 
1.五四及其百年阴影
 
综上所述,在西方文化固有的这两个潮流,希腊式的和罗马式的互动历史的框架下,对于五四及其百年来它的继承人延续的潮流,笔者认为可以更为明确地概括叙述如下:
 
A.科学与唯科学主义
 
五四所推崇的“近代科学”本来是来自复兴了古希腊的哲学及研究精神的结果,但是五四推崇的“科学”却是作为一种绝对的判据及价值的“唯科学主义”,这种唯科学主义在古希腊的文化思想中是不存在的,它是十八世纪后基督教经院神学式的体系论、观念论,新产生的Ideology,即被称为“意识形态”化的思想结果,也可以说是经过罗马式的-基督教式的思想对希腊式的启蒙潮流反弹的产物。这也就是说,它是近代复活的古希腊思想,在欧洲社会中所对抗的对象——罗马式的、基督教式的思想气质的再次复活出现的所谓“新”事物,“唯科学主义”。
 
然而,启蒙思想的根本倾向是探究式的、发展的,它会在不断地面对的新问题的研究中不断地深化,而非停滞。五四后,这一百年来启蒙思想——西方源于希腊的科学思想的继续发展,与中国的五四精英及其后人所推崇的所谓科学方向,恰好相反。他们继续的是对于认识界限的探究,对于人类知识的怀疑。这就是波普坚持认识论问题的讨论的原因,也是笔者在大陆知识界中,在科学及科学思想问题上遭遇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们彻底排斥的原因。
 
为此,在“科学”问题上,当代科学在思想上深化了古希腊二元论基础上对于知识问题的探究,并且对欧洲文化的基础——二元论带来的问题及界限提出了根本的质疑。实际上可以说,量子力学、相对论现代科学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索更进一步甚至带来对于西方固有的根本的思维方式的质疑。
 
B.希腊民主与当代民主
 
五四推崇的民主,本来是政教分离后作为选择政府及执政者的方法,即古希腊曾经使用过的方法而复活的。但是民主经过了十八世纪末期后的“罗马式的”、“宗教式的”激情及要求后,竟然成为那些想要像教会一样要求占据权力的世俗族群、党派团体及个人的一个推行专制的工具,即一种要求占有权力的观念论、意识形态,从而产生了声称自己掌握真理并且代表了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及其群体共产党、法西斯和纳粹。在这种意义上声称国家代表了最高的理念的黑格尔被称为罗马式的思想潮流,或者如一般中文翻译的是浪漫主义的潮流的大师,即罗马式的-宗教气质潮流的大师,而其后认为自己代表真理的马克思,他的文风及思想气质同样完全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即世俗宗教运动、替代基督教运动的产物。
 
如前所述,民主在古希腊是选择执政者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多元中的一种,它并不意味着比君主制等制度好,是否使用它取决于是否有效,乃至为了免除负面作用。最初的民主方法在古希腊人那里就是为了要把过于能干的人排除出去,而不是为了选择能干的人。
 
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马克思还是另外一位完全不同性质的浪漫派的代表人物鲁索,他们对于民主的看法和要求,都完全背离了古希腊对民主的理解——作为和各种制度平权的一种政治方法。民主成为他们要求占据权力的政治口号。在他们那里,民主是作为尘世的、基督教式的、代表真理的救世主手中的真理式的符号。他们声称他们要为人间带来民主,实行民主。而这样一种思想,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后,在二十世纪带来了巨大的动乱、战争以及以阶级、以种族为名义的族群迫害和屠杀。面对这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及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近代导入希腊民主方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继承者,被迫更进一步地思索了“民主”问题,从而进一步推进到,民主不再仅仅是方法,更不是意识形态、口号,而是价值。民主是和个人人权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普适价值!
 
它的具体表现是,民主在二十世纪,面对所谓民主社会,现代社会遇到的困扰问题后,在自由主义者波普那里,还是苦恼于究竟是哪种民主选择方法,哪种民主制,美国的还是意大利、法国、英国的,亦或德国的更好。在以色列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泰尔蒙那里,他已经看到了作为方法的民主向意识形态的演变。他对这种走向极权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意识形态性,替代宗教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审查。而在德国的布拉赫教授那里,则开始明确地提出,“民主是一种价值”。事实上阿隆在回忆录中也多次谈到要重新理解民主以及民主制。
 
为此,在“民主”问题上,古希腊作为选择方法的民主在近代复活后,通过罗马式的、基督教式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的反动,在二十世纪晚期开始被作为人类的普适价值。
 
C.欧洲近代启蒙与中国当代启蒙
 
关于“启蒙”问题,自认为启蒙思想的继承人的波普的看法,可以清楚地描述出启蒙在最近二百年的遭遇。他说,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康德的思想,在德国,如果沿着他的思想方向发展,本可以避免两次世界大战及两个极权主义,但是不幸德国在康德之后走向了“浪漫主义”——罗马式的、基督教式的道路,即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
 
波普的看法意味着,启蒙在黑格尔、马克思以及鲁索等人那里,已经不再是思想上的厘清,古希腊式的对于知识,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探究,而再次变成了一种布道,教育民众的教义——观念论及意识形态。而这恰恰就是五四那一代人,以及当代一些所谓五四继承者们手里的“启蒙”。它把“启蒙”看作是一个群体、一个党派,或者一些个人作为真理的拥有者,而向社会及民众的布道。这种“启蒙”,从来没有对知识,对于自己的认识能力及方法的考察及反省。这典型地反应在那批共产党知识精英那里,他们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已经充分地看到并且亲自遭到迫害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从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教条的马列主义知识框架,对自己的党工、打手、世俗教会的教士角色做出过否定和反思。他们甚至竟然再次声称要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
 
在笔者看来,凡是没有看到八十年代的大陆的所谓改革派及其真理部后代的所谓改革是饮鸩止渴,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的人,大都是在上述科学、民主和启蒙问题上依然陷入意识形态式的理解中,世俗基督教化的思想泥淖。
 
而这就让我们看到,在启蒙问题上,对于近代复活的古希腊思想,通过浪漫主义,即罗马式的思想的兴起及被变成世俗的布道的教义,继而通过二十世纪两个极权主义问题的教训,人们再次认识到,欧洲社会、西方社会,或者说整个现代社会在世俗宗教的支配下,已经比文艺复兴时期,面对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统治时,更加迫切地需要启蒙。
 
对于共产党中国来说,在五四半个世纪后,文化思想及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在发生了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后,所谓知识人竟然已然不能够运用自己的思想,如波普、阿隆那样有清醒的认识。这就让人们看到,共产党统治,由于它是一种彻底的世俗化的宗教统治,是世俗的政教合一,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统治后,它已经如中世纪的欧洲那样,让人们感到迫切地需要启蒙,需要走出幼年无知,走出蒙昧状态。
 
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五四时期,如笔者前述,文化思想并不需要欧洲的启蒙,但是被卷入了世俗基督教化的所谓现代化潮流后,中国社会现在货真价实地需要启蒙,需要思想的解放,走出幼年及蒙昧的状态。而这其实也是五四后被西化所意识形态化的所有华人知识分子所必须要看到的。
 
D.小结
 
综上所述,所有中国五四及百年来五四继承者们对于科学、民主和启蒙的看法,同时都再次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发生于四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是在政教合一的欧洲社会,古希腊文化对于罗马帝国以来的基督教文化的冲击,它导致启蒙运动,将近二百年的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引发了具有千年传统的罗马文化的不同形式的反弹。
 
这种对抗,古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对抗,在十九世纪后导致各种新的基督教思想及派别,各种新形式的新宗教的出现;同时在世俗社会导致观念论、意识形态的兴起,如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导致欧洲文化的危机,如尼采的上帝死了,弗格林的认为欧洲必须返回政教合一才能够摆脱危机和灾难,如马勒深切地感到,无论传统的欧洲文化还是后来的文化都让人无法找到归宿。在启蒙的继承人那里,如阿隆,则全面对欧洲的文化及历史进行反省,推崇多元主义,试图走出这个困境。
 
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欧洲文化、西方文化、现代社会步入到了瓶颈,步入到了一个悖谬的死巷。
 
五四开启的不是西方的希腊化,而更多地是一个罗马式的、世俗基督教化运动。这个世俗化的西方的扩张,带来的不是宗教带来的一元性的扫荡而是世俗宗教一元论进步观、历史观对于不同文化的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彻底地毁灭。玛雅人、印第安人的遭遇是一个充满血腥的案例,而亚洲则是另外一种案例。它不过是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厚,以及人员和地域的广阔,而没有在实体上导致印第安人那样的结果。然而,在文化及社会上,实际上却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这个毁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印第安人遭遇到的屠杀及毁灭,在中国用西方代理人的手,文化上的吴三桂的大军执行的。文化大革命所呈现的文化上的异质性,宗教狂热性、十字军东征式的那种族群间的残酷的迫害性,传统伦理道德的彻底毁灭现象,都显示了它是一种典型的罗马式的、世俗基督教式的狂飙运动。离了这点就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和性质,也无法理解五四。而在这点上,文化大革命堪称是五四的直接结果。不在这一基础上描述和分析五四,那么文化大革命就会继续。
 
纪念及反思五四百年,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即如果仍然只有静止的、教条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民主,那么可以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与此平行,对于这个世俗宗教最近一百年在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继续扩张,欧洲也继续着对于已经存在的宗教及其政治化,正在发生发展的世俗宗教的思索、分析及对抗。一个起于文艺复兴的启蒙思潮及其文化依然在继续。
 
2.展望——五四百年后的起点:
 
五四的发生是近代欧洲,即西方经济、政治及文化的扩张——世俗化的十字军东征的结果。近代欧洲远远超过了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的强势,它的船坚炮利,强大的经济物质力量,已经有效地使得全世界都在它的规范下运行。因此,研究思索五四,以及探究纪念五四百年的问题,人们首先并且一定要面对的是运用西方学术、思想的规范的分析及描述。而这就决定了五四及纪念五四百年问题的探究,一定是附属于西方主流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现象。
 
其次,这样的研究,具体针对西方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也同时决定了五四及百年纪念问题研究不是显学,而一定是学术研究,具体的思想文化问题,社会政治学问题的研究,经验性的研究。
 
在这样两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到此为止,中文世界中关于五四及百年纪念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走出五四时的窠臼,还没有进入现代研究的领域。对此,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也就是本文在叙述时涉及到的问题是进入五四研究必须熟悉了解的问题及领域。
 
A.导致五四发生,与五四平行发展的政教分离后的意识形态问题
 
B.与五四几乎同步出现并且展开的极权主义问题
 
C.现代社会的世俗宗教问题
 
D.多元文化问题,重新认识西方及中国文化传统,拒斥文化革命
 
E.对西方现代化社会及民主制的质疑,西学启蒙问题的继续,开放与封闭问题
 
谈论五四及百年纪念,如果没有涉及到上述问题,那么基本上就不会接触到真正的问题,进入严肃的学术及思想研究领域。
 
3.对五四及百年纪念的中学研究推想
 
虽然笔者认为,由于全球的现代化,即西化,五四问题是一个西学问题,但是由于在认识论的研究中,文化的多元论已经被西方学界普遍地接受,因此运用中国文化思想来研究五四问题,在今天死而复生,重新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其次,也由于今天世界遇到的问题让人们看到,西方文化在人类和谐共存问题上,社会结构、政治制度问题上,在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导致了很多悖谬问题。这使得很多有志之士感到根本的对于人的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需要重新思索,因此它也为传统东方文化死而复生,或者说是个置之死地而获得了后生的可能。
 
第三,世俗基督教化或者说后基督教社会的困境使得当代文化重新面临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困境,甚至可说比当时还要严重。为此,走出这个困境,或者是启蒙继续,或者是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复兴一种开放的,能够打破封闭及束缚的文化,这也就意味着走出这个当代困境,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文化复兴和欧洲人的文艺复兴一样,是一条可能的路。而这条路,虽然不是我的专业,但是从一位启蒙学者们的追随者的角度来看,我以为陈寅恪先生的两段话可以预示着未来的倾向:
 
1.“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2.中国文化,“……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
 
“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此至可虑之事。
 
“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页12,吴宓1919年12月14日日记)
 
实际上,陈寅恪先生阐述的看法及倾向,晚清很多学人的思想都有,如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的齐如山对于京剧及中国文化的看法,历史学者邓之诚、钱穆等对中国历史及文化问题的看法等,他们在不同方向上异曲同工地提出过不同的有关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本问题。笔者特别关注过齐如山。他自己在对于传统京剧和西洋歌剧的认识上的“变化”,可谓是如何认识东西方文化和社会异同的一个典型案例。所以,我以为,任何研究五四及当代中国文化社会问题的人,都绝对不能够回避陈寅恪先生提出的问题。这一定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如果承认科学的认识论研究的推进,如余英时先生那样推崇库恩的理论,那么,我以为可以具体总结陈寅恪先生提出的问题如下:
 
1.基于中国文化思想基础对于五四后的文化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前述用西方治学方法一样,也必须在使用的方法上自洽,运用“中国式”的思维及语言。由于规范及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不同,二者绝对不可混杂使用。
 
2.必须解答文化的根本特质问题,包括基督教的排他性问题,和政治的联系及分割后带来的后果问题。为何传统中国社会可以有不问政治的空间存在,有纯粹的私人存在空间?但是无论在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社会还是在政教分离后的基督教社会,政治或是无所不在,根本没有私人及其精神存在的空间,如共产党社会;或是承接了“教会国家”权力结构的一般“世俗国家”的权力,一直在持续性地扩张。
 
3.这一排他性及牵入政治,是否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定会给传统中国的统一性带来问题?
 
4.两种文化是否能够平行存在,如果无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进攻性,还是西方?在只有一个地球的情况下,未来会如何?
 
为此,在谈论五四及百年纪念的时候,如果的确如笔者前述,欧洲千年罗马的一神论的基督教政教一体化导致的是借助古希腊思想文化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么类似于此的问题是否就是:中国百年经历的,是否可以说是一元论的欧洲在经历了政教分离及世俗宗教化后的世俗扩张?它是否即如欧洲历史曾经经历的那样,将导致新的文化复兴?
 
如果的确如笔者所述,那么五四问题带来的最迫切的、最重要的研究问题就是欧洲所带来的世俗宗教即世俗基督教问题,各种替代基督教、政治化宗教所带来的问题。而这一定会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当代世俗宗教席卷世界的时候,它带来的不是新文化,而是各种形式的文化革命,各种形式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毁灭。而这就导致,在最极端的地区——极权主义国家迫切需要的是重新的、从幼年时代的觉醒,即新的“文艺”复兴或者“文化”复兴、启蒙。那么在中国文化圈中,一个前寻秦汉唐宋,后承陈寅恪齐如山的文化复兴是可以期待的。当然这又谈何容易!因为它涉及的是根本的语言和思维,基本的文化和文字教养。而这其实正是经历了一百年的文化革命后,五四百年纪念时,最应该提出的更为具体的问题!
 
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
 
纪念五四,不是民主、启蒙,以及作为政治口号、意识形态的科学如何进一步在中国社会进行文化革命,改造中国社会及其文化问题,而是根本的欧洲文化带来的危机问题、世俗宗教问题、多元文化问题、思想问题,以及根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如何重生问题,有待我们具体地考证、学习和展开。所有一切都是由于对于文化及社会问题的具体的认识及研究而导引、激发出来的。五四问题,说到底就是当代欧洲,当前世界面临的困境问题的一个局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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